理论时评 || “善治”和风拂万家

发布日期：2026-04-24           来源：巴蜀党建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这一重要指示不仅擘画了乡村发展的现实图景，更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发轫于浙江、惠及全国的“千万工程”，以其二十年持续迭代的实践，早已超越环境整治的表层意义，升华为蕴含中国治理智慧的完整思想体系。它既是对传统乡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现代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创新。

       值得深究的是，“千万工程”的持久生命力，恰恰映照出西方治理理论在解释中国实践时的局限。这一工程的成功并非简单复制某种理论范式，而是基于中国乡土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创新。在全球乡村普遍面临空心化、老龄化挑战的背景下，“千万工程”以其渐进演化的实践路径，巧妙化解了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政府主导与农民主体等多重张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越城市化单一模式的乡村复兴方案。其核心启示在于，真正的乡村善治必须根植于本土文化脉络，在现代化转型中完成治理体系的创造性重构。

       深入剖析“千万工程”，首先要看到治理哲学的范式革新。这一工程的生命力源于实现了三重根本性转变，治理主体从行政一元主导转向党政民多元协同、治理内容从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件思维转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系统思维、治理模式从追求短期政绩的运动式治理转向注重制度建设的可持续治理。这种转变背后，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它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不在于机械套用城市的治理模式，而在于唤醒乡村社会内生的组织能力和文化自觉。“千万工程”的成功证明，善治的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激发农民的主体意识，在共建共治共享中重建乡村社会的价值认同和信任网络。

       进一步审视“千万工程”，可以发现方法论层面的重要突破。这项工程最富智慧之处，在于将“因地制宜”从工作原则升华为方法论体系。中国乡村的地域差异性决定了任何标准化治理方案都可能失效。“千万工程”秉持分类指导的治理艺术，尊重不同乡村的资源禀赋、历史传统和发展阶段，创造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产业带动型、生态保育型、文化传承型等不同治理模式的并存共荣，展现了精细化治理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治理创新，不仅守护了中华文明的乡土根脉，也为全球乡村治理贡献了尊重多样性、强调适应性的中国方案。

       从更深的文明维度理解，“千万工程”展现了传统智慧与现代文明的融合艺术。乡村治理现代化不是与传统割裂的革命，而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创造性转化。“千万工程”的精妙之处，在于实现了现代治理技术与乡土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数字化平台提升了治理效率，但保留了乡村熟人社会的情感温度；科层化管理引入了专业规范，同时激活了乡规民约的教化功能。这种融合体现在法治的刚性约束与德治的柔性教化相互补充；技术治理的工具理性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辩证统一；物质环境的“塑形”与文化精神的“铸魂”协同推进。这种治理艺术，赋予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保持文化主体性和社会内聚力的特殊能力。

       “千万工程”蕴含的治理智慧，最终回应了一个根本性命题，在快速城镇化的时代浪潮中，乡村如何实现秩序重建与可持续发展？二十年的实践给出了中国式答案，以党建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系统思维统筹多维目标，以农民主体激活内生动力，以因地制宜彰显地方特色，以渐进迭代保持战略定力。这套融合历史智慧与时代精神、系统思维与务实方法的治理体系，正是“中国之治”在乡土场域的集中体现。

       当下，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关键在于超越具体做法的简单模仿，把握其蕴含的治理哲学。这要求治理者具备历史视野和系统思维，深刻认识乡村发展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将顶层设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实践的治理效能。唯有如此，才能让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既留住“乡愁”的温度，又享有“现代”的便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乡村善治之路，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乡土基础，为人类乡村文明发展贡献东方智慧。（作者：叶诗林）